湛江空管站气象台团支部开展“防诈”主题法治教育

[24]《中共中央批转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决议等文件》（1954年6月12日）。

[47] 此外，在欧盟2007年颁布的《视听媒体服务指令》（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中也特别规定，成员国应该在各自法律所允许的前提下，鼓励在国家层级上使用行业自律与合作规制的方式贯彻本指令的要求。（三）完善保障网络人权的具体制度 1. 完善相关立法 首先，我国还应该尽快出台互联网领域的基本法，或者修改《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对互联网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加以明确，细化网络信息的传播规范，网络监管的标准、程序、救济途径，避免出现上位法缺失，下位法任意扩权的问题。

互联网产业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创新性，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在互联网监管机关人力和技术水平都有限的情况下，仅靠行政机关的刚性监管，往往成本很高，而且效果不佳。[44]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合作规制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因为无论是从国家主权理论、还是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来看，网络都应该受到一定的规制，网络人权不是绝对权利。[15] Richard Fontaine 和Will Rogers在《互联网自由：虚拟时代的外交政策规则》中指出，网络人权包括隐私权、表达自由、获得信息和知识的权利，但更关注表达自由。比如：欧洲人权法院早在2011年Editorial Board of Pravoye Delo and Shtekel v. Ukraine判决中指出，互联网在存储和传递信息方面与传统的纸媒不同，互联网在全世界拥有数十亿用户，互联网上的内容对于人权的影响要更为巨大，因此对其规制应有别于传统纸媒，受到更多的限制。

我国已经在《网络安全法》中加入个人信息保护专章，明确界定了个人信息的范围，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网络运营者的个人信息保护的义务，信息主体的删除权、更正权等。[12] Michael L. Best，Can the Internet be a Human Right? Human Rights Human Welfare，2004，Vol.4. [13] Molly Beutz Land，Protecting Rights Online (November 4，2008)，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Forthcoming，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1295448.，2016年10月27日访问。这样，各系统内部干部的调动，统由中央管理干部的各部分别自行办理，报请中央任免的干部，应由中央管理干部的各部分别加以审查，并分别报送中央，而不必由中央组织部统一上报。

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尝试挖掘使用本土概念来表达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进而提炼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总体来说，当党的领导体制进入并逐渐嵌入到国家政权体制时，各政法机关在业务上虽然往往归口同级政府或上一级政法机关管理或指导，但在重大事项上，最终是向同级党委负责并报告工作。与此同时，中央还决定采取领导同志直接向党中央负责的分工体制：为了更好地做到现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领导同志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特规定明确的分工如下：……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政法工作部：管理的干部总数为二十三万多人，其中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内的干部约八百人。

政务院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政法强调的是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要为政治服务，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第四部分讨论政法体制形成的启示意义。陈柏峰：《群众路线三十年（1978—2008）———以乡村治安工作为中心》，《北大法律评论》第11卷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以下。接受同级党委领导的具体组织形式，首先是在同级国家各政法机关中设立党组。全国范围内的干部管理都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考察、征调、配备与审查干部的范围也相当广泛。

[13]钱穆：《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页。研究中国的政法体制，仅用具有普适意义的现代西方概念来理解还不够，还需要运用本土概念深描中国的法律经验事实。这是对党负责，不是闹独立性。……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

分级，就是从地方到中央分成多个级别。张明河同时担任河北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

中央迟迟未能成立政法工作部，却为何能够另起炉灶迅速设立中央政法小组？这或许与当时的整体政经情势相关：中央政法工作部成立与否，只涉及干部管理权力是归组织部还是政法工作部，无论归谁都并没有在根本上削弱党管干部的原则。散见的1966年至今的相关重要文件。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副检察长、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中国共产党是作为一个独立领导司法的政治力量，主动进入到司法之中，呈现出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关系。[41]这里强调了党委特别是党中央与各方权力的权责关系。省人民政府（人民行政公署）的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法院系统的情况就更为棘手。（二）向谁负责：向上一级政法机关党组，还是地方同级党委 对于地方各政法机关党组来说，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是向上一级政法机关党组还是向地方同级党委报告工作？特别是当地方同级党委与上一级政法机关党组意见不一致时，究竟应该服从谁的意见？这就涉及毛泽东所讲的块块与条条的矛盾。

同时，内务部改归国务院直辖。[38]随后，《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分管后有关干部任免调动应注意事项的通知》（1955年3月5日）进一步明确规定：今后各地报请中央任免干部时，均应由分局、省（市）委上报中央（而不是由哪一个部上报中央）。

块块管理的根本，就是同级各个机关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这次正在推行省级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试图改变现有的政法管理体制。

[28]这就是说，在条块关系中，形成了以块块管理为主由同级党委领导的政法体制。这些系统的地方机构中不属于中央管理范围以内的干部，由各级地方党委分级（分层）加以管理。

[57]习近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48页。正如钱穆教授所言，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又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以政法干部任免制度为例，省级公安厅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的做法，是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制度惯例。[8]参见刘忠：《读解双规：侦查技术视域内的反贪非正式程序》，《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第215页以下。

各项工作都强调书记挂帅，以体现党的绝对领导。从静态结构上来观察，政法体制可以围绕三个机构设置来讨论：各级政法机关设立的党组。

中央政法委员会较之中央政法小组，是中央的常设职能部门，执行力更强。[3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1953年11月24日）明确规定：政法工作干部———由党委的政法工作部负责管理。

[8] 体制也是一个本土概念。See eg.Ling Li,Rule of Lawin a Party-State: A Conceptual Interpretive Framework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ality of China,2（1）As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93-113（2015）。

他强调要用本地的概念，而不是西方法律概念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法律。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也不通知他们。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的条条管理实现了块块管理的任务。（一）制度意义 当代中国政法体制的形成，是党的领导体制进入并逐渐嵌入国家政权体制的过程。

这样，地方是块块，中央也是块块。[5]这些观点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经典文献。

块块管理，要求各级政法机关必须向同级党委负责并报告工作，而条条管理形式上是指政法机关的上下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指党内关系，各级党委通过归口管理各政法机关的方式，逐级向上级党委报告工作，最终形成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59]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刘少奇在同月的对中央关于政法系统机构与干部配备等问题通知的批语中写道：中央政法各部门过去工作的检查及今年工作的方针和计划，应分部门向中央作简要报告，并请准备向中央提出讨论和请示的问题。由于中央政法工作部没有建立，分部分级的政法干部管理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